人文周刊荐读 淮安八百壮士修筑天山公路、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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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04:30

  人文周刊荐读 淮安八百壮士修筑天山公路、新华书房第三季度10本好书、厚重悠长的江苏“水文化”

  7月19日,天山深处的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乔尔玛烈士陵园。远方,刀削刻过般的天山构成了壮美的天际线;近处,一排排镶着红五星的墓碑整齐肃穆,宛如仍在等待检阅的士兵。在镌刻着“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前,一场庄重的承诺历时一年,终于画下圆满的句点:为履约专程奔赴天山,淮安作家于兆文将不久前由自己领衔创作完成并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天路淮军——工程兵淮安籍八百壮士修筑天山独库公路纪实》(以下简称《天路淮军》),郑重地赠送给乔尔玛守墓人、全国道德模范陈俊贵。一年前,《天路淮军》创作组向这位天山筑路老兵许下了记录淮安兵修筑天山独库公路历史的承诺,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往事就此被打开。

  几乎同一时间,记者奔赴淮安,探访叶玉昶、陈志凤、胡兆丰、胡永胜几位筑路老兵。听着老兵们的讲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天山公路(天山独库公路,又名天山公路、独库公路)修筑史被揭开了一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下达最高指示:要搞活天山。在天山山脉中间修建一条打通新疆南北的快捷通道,成为国家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地处祖国西北门户,一条天山横亘新疆腹地。如果从北山子绕道乌鲁木齐到南疆库车,路程长约1200公里,至少需要4天才能到达,不仅不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一旦发生战争,人力、物力运输将会十分不便。

  这条千百年来人民梦寐以求的“天路”,落在了军委工程兵第四工区肩上。1974年,军委工程兵第四工区138团、161团、168团,以及独立汽车营、机械营、修理营等,从全国各地奉命进疆。铁流滚滚,尘烟漫道,万余名军人和满载着各种机械设备、军用物资的列车、货车,向着天山浩荡而来。其中,同一天参军、来自168团的800多名淮安兵跟随大部队进疆。1977年,包括168团在内的多支部队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六月雪花飘,八月春来早。”原168团十一连指导员胡永胜这样形容天山的气候。平均海拔超过2800米,雪线之上的终年积雪区域比比皆是,在海拔3400米处修建玉希莫勒盖隧道时,空气含氧量更是只有平地上的50%,走一步,就要喘三喘;自然灾害频发,雪崩、风暴、塌方、泥石流是随时可能降临的死神。而在这样的恶劣气候和复杂地质条件下,工程兵们需要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打通3个隧道,修建65座桥梁、1303个函洞、258米防雪走廊、两个老虎口和6公里飞线。

  168团各营各连各排各班中,淮安兵表现出色。1975年,时任168团一营二连三排长的胡兆丰,就因为一次自告奋勇,使身体落下了终生后遗症。

  逢山开路,高危、高技术含量的导洞作业司空见惯。1975年4月28日,168团一营二连在北线五公里处成功爆破,近万立方的土石方按照既定方向抛到河底。士兵们正欢呼之际,由于此地树木高大、杂草丰茂,土石方携夹着树木、杂草堵住了山间河流,瞬间形成了近3米深、长300米的堰塞湖,淹没了全团进山的唯一通道。抢修生命线迫在眉睫。随着上流水量增大,用推土机清障的方法已经行不通,必须在堰塞体上放置炸药进行爆破清除。

  “我带领一名党员和一位班长,穿上防水服蹚水靠近堰塞体,放炸药进行爆破。”在胡兆丰亲笔写下的回忆录里,记者读到了这位淮安兵的英勇抉择。出发!历时一个半小时,经过反复侦查,“轰”的一声炮响之后,堰塞体终于被清除,生命线畅通了!就在这时,胡兆丰发现,自己怎么都站不起来,战友的欢呼声在耳畔模糊……经卫生员检查,由于防水服被划破,极寒的冰雪水使他的左腿瞬间麻木,剧烈的炮响造成暂时性耳聋。至今,后遗症还在,胡兆丰却笑笑说,比起长眠于乔尔玛烈士陵园的168名烈士,自己不知幸运了多少倍……

  《天路淮军》中,作家于兆文写道:在天山上修路决非易事,这是一场需要付出体力、毅力、信仰乃至生命的硬仗——

  六月飞雪,自告奋勇外出打猎的战士莫庆元冻死在天山上。被发现时,他已和怀中紧握的枪融为一座冰雕;

  修建玉希莫勒盖隧道,排长石博涛带领士兵施工突遇大塌方,在奋力推救出一位战友后,他年轻的身躯被乱石掩埋;

  1500多名官兵被暴风雪围困在零下30多度的天山深处,士兵陈俊贵奉命陪同班长郑林书外出寻求救援,饥寒交迫、命悬一线之时,班长把仅剩的一个馒头、也是宝贵的存活机会留给了他……

  为有牺牲多壮志。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筑路士兵们仍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硬是一寸一寸地,抠出了一条铁血天山路。

  1979年,淮安兵胡永胜所在的168团十一连接到任务,要在巴音布鲁克约42公里处修建一段4公里的“黑色路面”。

  “黑色路面俗称沥青柏油马路,当时只有少数大城市才有。在这样的气候、地质和技术条件下,能不能修、怎么修黑色路面,需要我们这些‘轻骑兵’蹚出一条路来。”胡永胜说。

  现成的器械只有洒布车和轧路机。连加热沥青的炉灶都没有。胡永胜和战友们用钢板焊了一个大桶,权当作炉灶。温度的火候需要反复试验,温度太高沥青较稀,太稠了也不行。恶劣的气候、地质条件也在给修路出难题:气温骤降会影响沥青凝结速度,化雪造成的地面渗水,给公路建设增添困难重重。上面派来的工程师和领导蹲点守候:这里到底能不能修成黑色路面?

  “天天和沥青打交道,浑身上下都是油污,只有牙齿是白的。”回首往昔,胡永胜感慨万分。黑色路面是修成了,可在“早穿棉袄午穿纱”的新疆天山,日头最烈的时候“无防晒”施工,他和战友们的脸上脱掉了几层皮。

  在原武警交通部队第五支队政委叶玉昶(天山公路修建完毕后担任该职)家的小院里,一片狭小的空地被主人开辟成葡萄园。生命力顽强的藤蔓不断向高处攀援,吸吮阳光和雨露,繁茂的葡萄叶堆积成绿意盎然的“华盖”,一簇簇水盈盈的葡萄,宛若珠玉摇曳其间。“快尝尝我种的葡萄,这可是纯有机种植。”禁不住叶政委劝说,记者摘下两颗放入口中,鲜美的汁液在唇齿间四溢。

  只要有光就要生长。这拼命攀援的葡萄藤,像极了天山深处的大兵们。在工程兵部队提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天山精神背后,是中国的坚强领导。

  中国向来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国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每个连队既有连长又有政治指导员,连长主抓军事工作,指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建设,改造士兵们的世界观,激励他们吃苦奉献。”叶玉昶说,“在天山,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800多名奔赴天山的淮安兵,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总是处在冲锋陷阵的最前端。其中,叶玉昶先后担任168团、第四工区的新闻干事。

  在天山深处也要做新闻吗?当然!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模范形象、优秀群体,通过叶玉昶的报道成为全师干部士兵“比学赶帮超”的榜样。“做记者有三件宝,钢笔、采访本和手电筒。”回忆起天山往事,叶玉昶双目炯炯,“你肯定会问,记者要手电筒干啥?营房晚上熄灯了,新闻标题还不够理想,就躺在床上继续琢磨——有了!一拍脑门坐起来,打开手电筒把标题记下。”不光睡觉时想新闻,上厕所也想,叶玉昶总是担心,自己团的报道比不上别的团。团政治处的领导说了,搞不出好文章,怎么促进连队生产?

  “三件宝”只是新闻记者的“硬件”,马克思主义才是“武器”。70年代,向全党发出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叶玉昶暗下决心,一定要吃透理论,在此期间,他完成的一系列报道备受称赞。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发表于《基建工程兵报》和《新疆日报》的《一个不谋私利的员》,新闻主人公是138团的赵金德政委。有一回,赵政委回辽宁宽甸探亲,回来报销车票,警卫员多给他报了几块钱,他又亲自退给了财务股。按照规定,亲属只要随军就能”农转非“,他却对亲属说,在农村有什么不好?因此直到转业,他的家属都还是农村户口。

  “的干部,既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也要有出色的政治素养。”陈志凤说。部队进疆时,陈志凤已经是师政治部干部科干部干事。为了全面反映干部的表现情况,为党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他下到连队后,不仅和每个排长以上的干部深入谈话,还要请上级谈下级,下级谈上级,同级相互谈,一圈下来,数陈志凤的考察笔记最为详细。一年以后,陈志凤对全师1800多名干部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烂熟于心。每次师里研究干部调整方案,陈志凤虽然级别低,但说出的话分量很重。

  1979年,天山公路的一项重大工程——玉希莫勒盖隧道工程开工。该路段位于海拔3400米、终年积雪的冰达坂上,流沙渗水坍塌现象严重,施工难度极大。在中国高山公路施工史上,玉希莫勒盖隧道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公路第一隧”。

  决战玉希莫勒盖隧道,要靠技术,更要靠钢铁般的信仰和意志。军心浮动之际,168团四营十连的淮安籍指导员刘其章“杯酒做政工”的故事被传为佳话。那时,军队里很少有酒喝,只有逢年过节部队会餐时,炊事班才会给每个班发一瓶酒。为了帮助士兵们克服思想障碍,刘其章常趁着会餐主动给战士们敬酒,邀他们打开心扉、坦诚交流。战士们的思想工作是做通了,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也上去了,可每次喝完酒回到营房,刘其章都会吐得一塌糊涂,人事不省……

  天山记住了最动人的画面。无数次,在牺牲战友的遗体附近,战士们放声大哭后,眼里噙满泪水,继续高喊“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投入下一轮战斗。

  1982年,时任交通部长的彭德清将军视察天山筑路工地,他赞许地说:“上天山,修天路,唯有人民解放军。”

  如果不是因为两位淮安有识之士的天山之行,淮安籍八百壮士修筑天山公路的历史恐怕还要继续尘封下去。2017年,淮安人黄学洪、余滔奔赴天山考察,在乔尔玛烈士陵园,他们见到了终年一身军装的守墓人陈俊贵。听说他们来自淮安,陈俊贵的眼睛顿时亮了:“在陵园里,就埋葬着四位淮安籍烈士!”

  一场民间自发的寻访活动就此开始。黄学洪、余滔希望找到烈士亲属,聊表慰问,却误打误撞走进了叶玉昶家。从叶政委的口中他们得知,修建天山公路的淮安兵不是4位,而是800多位!淮安市淮安区作协主席于兆文勇敢地挑下重担,他决定和寻访人余滔一道,把这段历史尽可能地还原、记录下来。之后,“天路淮军”题材被列入江苏省作协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项目。

  “在一段时间里,淮安兵成为168团的骨干。同其他优秀的筑路官兵一样,淮安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讲奉献,特别会动脑筋,特别会做思想工作。”2018年,当《天路淮军》创作组在湖北宜昌见到近90高龄的赵凤笙时,老人激动地说。1969年,时任军委工程兵建筑第168团政治处副主任的赵凤笙前往淮安征兵,是他,亲自将859名淮安兵领进军营,并见证了他们一路的成长。赵凤笙说,淮安自古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淮安兵的综合素质往往在普通士兵之上。

  如今,雄奇峻美的天山公路已经成为祖国西北边陲一道蜿蜒的“玉带”,每年,络绎不绝的游客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这里。作为曾经的战备公路,今天的天山公路俨然已是一条幸福之路。“天山公路融入祖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条和平的路,致富的路,大美的路!”说起这条公路,淮安老兵陈志凤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记者拿出自己收集的天山公路摄影图片给他看,他边看边感慨,你不知道这条美丽的公路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生命啊……

  在采访、整理天山筑路老兵资料时,有个疑团像越滚越大的雪球,盘桓在记者的脑海:怎样的信仰激励着你们做出如此伟大的事业?

  “难道现在就不要艰苦奋斗,就不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了?国家建设决不能只抓经济建设,不注重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民族不会有长远的前途。”

  “我们那个年代,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可现在,一些党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在网络上被年轻人恶搞,我们的心真疼啊。对过去的遗忘不是这一年两年……作为党报记者,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作家于兆文在《天路淮军》后记中写道,只有那些记得自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的民族,才能克服及时行乐的虚无感,才不至于在人类的进化史上,成为毫无意义的碎片。

  就在记者发稿前,还收到了老兵胡永胜发来的微信消息。他告诉记者,他跟随当地报社组织的“重走天山路”采访团,一路边走边看,再次来到了天山深处的乔尔玛烈士陵园。当得知他们是当年修筑天山公路的老兵时,一对年轻的夫妻拉着儿子说:这条路就是几十年前这些爷爷修的,他们不畏艰险,吃苦奉献,你长大了要向他们学习,为国家多做贡献!

  “作为七旬老兵,对名利早已看淡,我们想用自己的余生,讲述天山故事,让天山精神代代传承。”胡永胜说,这是老兵们的新使命,“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是筑路,也是筑梦。在报道即将完成时,记者忽又想起了老兵叶玉昶家的那株葡萄。记住天空的方向,奋力攀援、生长,一如坚韧的老兵;结出繁茂的枝叶和晶莹的果实,恰如民族的深沉梦想……

  “新华书房”是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江苏省全民阅读办、新华日报社联合推出的全媒体阅读品牌,面向全省以党员干部为主的广大读者,倡导在书香中滋养心灵、提高修养,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经专家、学者、业内人士严格遴选,2019年第三季度“新华书房”10本好书、10本延伸书目新鲜出炉。10本好书分别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伟大的马克思》《诞生》《中国经济的定力》《绿水青山的国家战略、生态技术及经济学》《技术及经济学》《世界不是平的》《全球竞争力培育》《5G时代》《百名院士谈建设科技强国》《胡天汉月映西洋》,10本延伸书目包括《初心永恒》《横渡长江》《中国哲学十五讲》《莫砺锋讲唐诗课》等,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科学、人文历史、科普新知丰富内容,让我们一起回首历史长河,触摸时代脉搏,拥抱现实生活。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紧紧围绕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生动呈现了这一思想的鲜明理论特色。

  习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源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了这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体现了人的政治本色。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饱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我们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大势,站在人类发展前沿引领时代潮流,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人类情怀。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学派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一个非常基础而又关键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应该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我’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各行其是的空话。”书中指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它的缔造者,二是它的内容。

  从缔造者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因而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虚构、附加、解释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从内容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个从理论上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的统一整体。

  由此,陈先达给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的,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使命,以建设为最高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定义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去识别哪些是伪造的“马克思主义”:“要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解释中,抽去了它的科学世界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背离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使命,而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任何这类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伪造。”

  本书详细讲述了十个月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崭新的胚胎是如何发育、成型,进而呼之欲出,完成了最后的设计和定型,实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梦想。

  从第一个月的三大战役,到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从在“新年献词”中宣布:“将革命进行到底!”到10月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西柏坡时期党对政府构建的设想和探索,到与苏联代表米高扬阐述新共和国的理念,派为首的代表团秘密赴苏联实地考察国家政权建设;从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两万人且衣衫褴褛、没有重武器的军队,到发展成400万大军且兵种齐全;从新政协筹备会,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最后顺利实现建立新中国。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月月精彩。书中大量引用了历史资料,还原了诸多珍贵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说,作者董伟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共和国创建史著作。

  当神秘的面纱逐步褪去,一幅恢弘、庄重又不失鲜活的新中国筹建史画卷便缓缓展开。书中提到,为了保留一个完整的北平,为了让这个文化古都的文物不被破坏,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动了很多脑筋,甚至不惜影响局部战场态势。作者在梳理历史的时候,精选了诸多感人的故事和细节,如:离开西柏坡前,周恩来亲自要求各单位把损坏的门窗修好,租借的东西归还,甚至水缸要挑满水,院子要打扫干净......包括整肃部队、严明进城纪律: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随即公布了《约法八章》,告知天下;1949年5月16日,解放上海的战役刚开始,又公布了“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要求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保护外侨不加侮辱,未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内容。这些历史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人的温度和情怀,以及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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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关于5G的图书大多是从技术角度进行研究的。项立刚先生《5G时代》这部著作,不仅让读者对5G有了大致的了解,而且重点分析了5G对通信产业和传统行业的深刻影响。

  信息技术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现代通信技术有助于降低社会成本、提升社会效率、缩小数字鸿沟。从第一代移动通信到今天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每一代都凝聚了人类智慧和技术发展的结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水平。第一代移动通信解决了通信的移动化,大大促进了人类信息通信的能力,为经济不太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提供了通信能力。第二代移动通信使人类进入数字通信时代,不仅可以传输语音,还可以传输短信息形式的文字信息,通信的品质更高,也更安全。第三代移动通信使人类进入数据通信时代,手机从打电话的工具变得更加智能化,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第四代移动通信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位置、社交、移动支付这些全新的能力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移动支付、移动电子商务的爆发,现金使用的减少,社会信息沟通能力的大幅度提高,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有价值的变化。第五代移动通信将会提供改变世界的新力量,除了高速度之外,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这些能力是前所未有的,它们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能力提供了基础。

  5G是当今这个时代集中了半导体、通信、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新业务与应用的一个全新的体系。它会给社会带来能力和效率的提升,给经济、文化和网络安全带来挑战,给传统的运营体系和相关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5G,用更加开放的心态进行讨论和研究,厘清发展的轨迹,了解业务与应用,分析带来的影响,十分有必要。

  2020年,5G将进入商用,人类改造世界有了更新的技术力量。很长时间里,通信技术给人类提供的主要是基本通信能力,通信与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融合还有一定距离。5G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重新定义传统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随着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能力的整合,5G会提高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继而对哲学、道德、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参与《百名院士谈建设科技强国》编写的100多位院士中,既有我国主要科技领域德高望重的将帅领军人才,也有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年轻新锐人才;既有造诣深厚、视野宏阔、思维深邃的战略科学家,也有在各自领域深耕细耘、成就卓荦的科技专家。在该书中,院士们紧扣建设科技强国这一新时代重大命题,着眼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趋势,立足我国创新发展战略需求,结合本领域科技发展和自身科研实践,谈体会,话感悟,献对策。

  一是对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的科学研判。院士们从建设科技强国的根本要求出发,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深入分析了主要领域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趋势,为我国选择科技创新战略方向和路径、确定重点科技布局等,提供了许多科学、前瞻、及时、权威的决策依据,对当前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准确把握。院士们以冷静理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长期科研工作的深入了解,客观分析了我国相关领域科技创新的优势、短板和存在的问题,把脉精准,评价公允,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更多直面不足,直陈问题。

  三是对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深长呼唤。基础研究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也是当前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性瓶颈。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四是对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高度关注。院士们从基础教育改革、青年人才培养、人才计划、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学风和科研道德建设等方面出谋划策,既有为解决当前科技队伍和人才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开出的“灵丹妙药”,也有着眼长远建设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的“锦囊妙计”,还饱含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五是对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生态建设的热切期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以制度、文化和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是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丝绸之路”内涵广阔,源远流长,更因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本书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从专家的视野,以通俗的笔墨,为读者提供一部丝绸之路的轻松阅读文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在东方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激发并形成了更加灿烂的多元文明。本书从历史与文化视角,阐述“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重点讲述上古、汉唐、宋明、晚明、清中叶各个阶段中西交往的历史。时间跨度数千年,涉及众多地理区域,较为深入地描述了表现在人物、事件、器物、艺术诸方面的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用时间脉络一一串起。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前近代亚欧大陆的通道,连接着历史上各重要文明地区。作者对丝绸之路的经济商贸、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交流功能,进行了交光互影的综合分析。在勾勒纷繁而有趣的历史人物、事件、器物和艺术生活的同时,深入剖析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仅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更为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普遍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历史是现实永恒的背景。一部中西关系史,主体就是西域、南海交通史,中国与泰西地区文化交流史,它们构成了当今“一带一路”课题的历史文化纵深。书中吸收了学术界的前沿研究成果。比如,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关于杨良瑶早在唐德宗时期(约785年)就出使大食的史实,目前已经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可以说,杨良瑶是一位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大大提前了历史上中国政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但是普通读者尚不知道,作者将此写入书中。又比如,对于张骞之前中西交往,作者结合当今考古成就,做了视野开阔的分疏。再比如,就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特别是指南针的故事,分析了中国古代科技轻理论重经验的局限性,甚至对于当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交流也提出了可资借鉴的现实关怀。

  “水”是江苏最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符号。自古以来,江苏人善于利用大自然最美的恩赐,将水用于饮用、农业、城乡建设、航运、防洪、排涝、手工业、文艺创作等方方面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江苏水文化。

  江苏悠久的治水历史,可追溯到最伟大的治水英雄鲧、禹父子。相传大禹在江淮流域治水时,捕获了淮水和涡水的水怪无支祈,用铁链把它锁在淮阴龟山脚下,使它无法兴风作浪。经禹的治理,“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即长江下游的水流畅通,太湖流域的水患得以消除。大禹之后,先秦时期的江苏境内涌现出吴泰伯开伯渎港、伍子胥凿胥河、吴王夫差开邗沟、春申君黄歇治理芙蓉湖等水利名人和事迹,他们的治水活动,改善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条件,促进了地域文明的发展。

  汉代,江苏境内水利建设的重点似在江淮地区。西汉吴王刘濞开茱萸沟;东汉张禹、马棱、邓艾等在江淮地区修筑蒲阳陂、广陵陂、白水陂等人工水库。三国时,孙权重点建设江南水利设施和运河,奠定了南京千年辉煌的水利基础;曹魏时的陈登在淮扬一带开邗沟西道,筑捍淮堰等,奠定了后来洪泽湖大堤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江苏境内的水利建设逐步兴盛。在春秋时代开挖的“邗沟”基础上,隋炀帝为发展漕运,开通南北大运河,影响了此后千余年江苏水利水运事业格局;江淮地区东部沿海出现了抵挡海潮的捍海堰;太湖地区水利开发成熟,娄江、吴淞江等入海水道的治理不断推进,涌现了于頔、王仲舒、李素等治水名人。

  宋元时,江苏境内水灾频繁,在与水患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苏轼、范仲淹、王安石、沈括、任建中、沈起、单锷、嵇安等水利专家。范仲淹修筑了北自大团南至富安的捍海堤,人称“范公堤”;乔维岳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船闸,提升了运河漕运的效率和安全性;苏轼在黄河水患时,带领徐州百姓在城外修筑了护城黄河大堤,保护了城市的安全;宋代学者单锷历30余年著成《吴中水利书》。他们不断总结和推广劳动人民的经验与创造,做出了巨大功绩。

  明初,朱元璋为了建立以南京为核心的漕运体系,派崇山侯李新开凿了沟通水阳江水系和秦淮河水系的胭脂河,在胥河上修建广通闸,使太湖地区的漕粮赋税直达都城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恢复了南北大运河漕运体系,徐州至淮安段的黄河被作为漕运运道使用。这一时期,涌现了陈瑄、刘天和、万恭、潘季驯等治河名臣。潘季驯因为实践“筑堤束水”“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等治理黄河与运河的理论并取得成功,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明代的江南地区也是水利建设重点,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采取引吴淞江水由浏河入海并疏浚范家浜等措施,取得很好成效。

  清初,治河、治运依然是江苏境内水利建设的重点,康熙、乾隆等帝王十分关心黄河、运河的治理。康熙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治理河道为首要之事,任命了以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官员治理黄、淮、运。清道光年间,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五年间,修浚浏河、白茆河及七浦诸河,修张官渡的正越二闸,使镇江附近的运河水量得以调节。他还修浚南通州河道,建筑沿海堤防等,进行了成功的治水实践。

  民国时,水利的发展逐步过渡到专家治水、科学治水的近代水利发展时期。清末状元张謇致力于导淮、治江、围垦滩涂等水利事业,积极培养水利人才,亲自带领水利专家辗转于苏北各地开展水利测绘,提出淮水治理“三分入海,七分入江”的思想。直接参与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李仪祉在治黄导淮、整治运河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一代“水圣”。抗日战争时期,在盐阜革命根据地开展水利事业的宋乃德,修建了惠泽百姓的“宋公堤”,生动诠释了“为民兴利者得民心”的古语。

  在悠久的治水、用水历史进程中,江苏地区出现了形态多样的水文化遗产,其中有水工程遗存,如运河、陂塘、堤坝圩堰、水关涵闸、水文站等,还有桥梁、码头、渡口、井泉等与水有关的生活设施类遗产,以及水利管理建筑、祭祀纪念类建筑、水文化碑刻等相关遗产。

  江苏水运文化异常发达。先秦至秦汉时期,以多条运河为骨架的区域性水运网络在江苏境内显现雏形。商末周初,泰伯兴修水利,开凿“伯渎河”。春秋末年,吴王阖闾为打通江淮之间水上交通,筑邗城开邗沟,成为大运河的开篇之作。吴王阖闾还采用伍子胥之谋开凿了胥河。

  战国后期,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在无锡惠山开凿了无锡塘,开凿昭渎,引水向东至“胥卑”大田。他还治理松江,疏浚入海水道。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为取海盐之利,开邗沟东道,为通扬运河的出现奠立根基。三国吴时,孙权派人开凿破冈渎,打通了太湖流域和都城建业之间的水路交通。

  隋朝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大运河水运体系中,通济渠、邗沟与江南河均与江苏有关。唐垂拱四年,为运输食盐,开凿盐河,自海州(今连云港)至涟水县城东三里入淮河。唐以后,由于产盐重心逐渐移向淮北,盐河成为淮北盐运的主航道。唐宋时期,汴河成为帝国生命线,汴河、邗沟、江南运河构成了这条生命线的主体。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江苏的河段里程最长,长度近700公里,占总长度的近2/5。

  古代大运河使江苏成为国家财赋主要供给地,漕粮、淮盐、丝绸、棉布、瓷器等物资和珍宝特产源源不断运往京城或四方。明后期到清前期,江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与大运河的全盛紧密相关。分布在江苏运河沿线的城市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宿迁、徐州等,如今多为国家或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大运河直接将徐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吴文化、沿海文化等文化板块串连起来,加强了江苏区域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大运河孕育了江苏经济千年繁盛,承载了江苏人民世代记忆。

  江苏很早就注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江苏地区依托于海洋的盐业历史悠久且发达。吴王阖闾时“东有海盐之饶” ;汉初吴王刘濞在广陵“煮海为盐”。此后,江苏沿海地区成为传统的海盐产区。唐代后,淮南盐业得到长足发展。据《两宋财政史》统计,两淮产量大约占宋代全国盐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明《嘉庆海州志》载,海州有700多平方公里盐田,板浦、莞渎、临洪等为重要的传统盐场。清代,江苏海盐生产持续发展,行销六省。盐业还推动盐城、泰州、连云港、南通、如皋、如东、东台等江苏城市的商业繁荣,扬州、淮安在历史上因食盐转输的繁荣而富商云集, “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立足、饮食文化的发达等均与盐有关。

  海洋使江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江苏处在中华大陆文化圈与海洋文化圈的交汇点上,海洋文化发育成型较早。新石器时代晚期,连云港、南通、苏州等沿海区域出现多处人类活动遗迹。连云港境内在5000年前左右已出现藤花落古城。六朝,南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保存下来的南朝《职贡图》可以窥见当时南朝政权与列国的文化交流。唐宋时期,扬州作为当时对外交往的窗口和门户,留下鉴真法师六次东渡的故事。苏州丝绸远过重洋,销往四海,推动了常熟白茆港和太仓刘家港的兴起。宋代在苏州、华亭、江阴等处设立市舶司。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与太仓启航,七下西洋,足迹遍布亚、非、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最辉煌的历史篇章。

  江苏舟船制造也十分发达。春秋晚期,吴国已能造出各种实战的舰船,大型楼船用作旗舰,称为“余皇”。常州淹城遗址中出土有四条独木船,最大的一条有11米长,由整棵楠木挖凿而成,印证了《易经系辞》所说的“刳木为舟”的记载。秦汉王朝后,大规模漕运开始,江苏许多地方成为船只建造和调度的中心。

  军事之外,民用船只多用于漕运。隋唐时,扬州是全国的水运和造船中心,鉴真第一次东渡的海船就是在扬州新河所打造。在扬州石塔寺附近、邗江施桥和南通如皋等地都曾出土过唐代木船。出土木船资料表明,至迟在唐代,我国船舶已经使用斜穿铁钉的船板平接技术,唐船已有水密隔舱,比西方早约一千年。郑和下西洋时使用的巨型宝船在南京建造,今南京宝船厂遗址保存有四个巨大的船坞遗迹。附近并有明代龙江船厂遗址,当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